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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博弈不止在沙场!中国为什么有实力和地位参与中美之争?

发布时间:2019-07-07 15:06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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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kMacSystemFont, text-align:justify;曾主导上一轮全球化的美国为何会单边主义盛行和出现民粹主义浪潮?其根源在哪里?逆全球化能否帮美国摆脱困扰?转嫁贫富差距等内部困扰能否解决美国系统性、结构性体制困境?这些问题,在世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今天,值得深入思考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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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新闻周刊刊发“全球化视角下的治理挑战”系列文章,共四篇,从“全球化”这个宏大视角切入,通过纵向横向两个维度,深入剖析今日美国面临的困境和症结,及其带来的影响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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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今天仍是全球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在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度,为何会出现民粹主义浪潮?美国民粹主义的抬头,源于其国内体制遭受的挫折,直接表现为美国国内不平等程度的恶化,中下层民众经济水平持续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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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6年11月特朗普“意外”当选后,对中下层不太关心的美国商业精英阶层,也开始关注过去十几年来有关“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国内体制和全球贸易体系展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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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2017年10月23日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我们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能够帮我们理解美国今天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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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利欧在这篇研究报告中,将美国民众按实际家庭收入划分为前40%和后60%两个人群。自1980年以来,美国实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虽然基本持平,但前40%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后6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在后60%人群中,只有1/3能够将其收入储蓄起来(以现金或金融资产的方式)。也即,有40%的美国人处于“月光族”的状态,无法存下任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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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项报告,1983~2013年这30年间,后33%美国人的实际财富均值事实上在下降,从1.14万美元跌至9300美元;中部46%人群的实际财富均值,在这30年间一直停滞不前(仅从9.43万美元增加至9.65万美元),而前21%的人群,他们实际拥有的平均财富在这30年间翻了一番,从31.81万美元上涨至63.94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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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今天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美国全部资本的70%,其中有一半为最富有的1%人群所拥有;在10%人群之下的中部4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大约25%(其中很大部分是房产),剩下50%的底部人群只拥有全部资本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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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具体的话,根据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统计,今天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群,他们的收入70%来自资本;扩大到收入最高的1%人群来看,他们的收入有60%来自劳动收入,这主要是跨国公司高管、金融家和超级明星的劳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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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则在其近著《拯救资本主义》中指出,美国的超级经理人,也即美国大公司的CEO薪酬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从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4年的300:1,1978~2013年,美国CEO的薪酬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了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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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3日,美联储发布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在遇到紧急意外情况需要支出400美元时,有39%的被调查者无法以现金、储蓄或者信用卡的方式进行支出,其中27%的被调查者需要向他人借款或者出售自己的物品才能应对这400美元的紧急支出,剩下12%的被调查者则完全无法应对400美元的紧急意外支出。这仅仅比2013年美联储同样调查所显示的情况略好,该年有50%的被调查者无法自行应对这类看似金额不大的紧急意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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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方面。二战后美国以福特主义为典型福利模式,大型工业企业提供全面的养老福利。1980年代自由化改革后,劳工养老福利逐渐转由资本市场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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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美国税收法》新增第401条k款,形成由企业和雇员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基金式养老计划,一般称为401(k)计划。1990年代401(k)计划迅速普及,各类养老基金成为美国证券市场的大型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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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养老金目前包括三个部分,即公共养老金、401(k)计划和个人退休金计划(IRA)。其中公共养老金逐渐收不抵支,甚至难以满足员工退休后基本生活需要。401(k)计划最为重要,2017年占到美国养老金总规模的68%,但401(k)和IRA均非强制性养老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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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利欧的报告指出,今天美国后60%人群中,只有1/3的家庭拥有退休金账户,而那些拥有退休金账户的后60%人群,养老金账户(如401(k)账户)平均不到2万美元。因此,在1980年代之前社会福利甚佳的美国传统劳工,在今天退休之后生活上面临极大困难,强烈的反差使其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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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在其著作《我们的革命》中提及,在20世纪中叶,美国的高等教育曾经接近免费。1965年一所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是243美元。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明珠——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收学费。但今天美国前40%人群在教育上的支出是后60%人群的4倍,但前40%人群的学生债务只占其总负债的5%,后60%人群的学生债务却要占到其总负债的17%。美国本科毕业生有将近70%在离校时身负债务,平均负债超过3.5万美元,1/8的毕业生在毕业后需偿还的“优秀学生贷款”超过5万美元。截至2016年,美国仍未清偿的4330万学生(包括在校生、毕业生、肄业生)的助学贷款总计超过1.3万亿美元,超过40%的学生贷款被拖欠或者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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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支出让美国中下层负担沉重,特别是传统工业区曾经的劳工,在自身福利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根本无力负担下一代的教育支出。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外移,金融和高科技成为主导行业,这些新兴行业对教育所需的高投入根本不是这些地区的民众所能承受的,中下层收入群体的下一代已被隔绝在未来之外。美国许多中下层的学生即便依靠贷款完成大学学业,也找不到像以前那样福利较佳的工作。大量美国中下层年轻人对未来丧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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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的丧失,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工业国家。根据达利欧的研究报告,美国后60%人群中,过早死亡自2000年以来上升了大约20%,主要原因是毒品/(药物)中毒(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2倍)和自杀(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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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都知道,美国因止痛药芬太尼被滥用正酿成危机,在传统工业区也就是锈带,吸毒和药物滥用问题突出。美国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曾经的制造业地区大量人口无法实现有效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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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胜选后,《乡下人的悲歌》一书迅速在美畅销。这是出生于美国锈带的80后J.D.万斯的自传,详述了美国下层民众的生存现状:失业、酗酒、吸毒、普遍的离异和大量的非婚生子女问题,已在传统工业区普遍到令人惊讶的地步。要知道,这些地区曾是美国工业的中心地带,1990年代之前曾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大本营。尽管万斯通过个人努力完成了在耶鲁法学院的学业,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但通过他的叙述,读者仍能深深感受到作者对自己家乡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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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方面。美国仍是医疗成本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也是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在2016年时美国仍有2800万人不能享受医保,而此前由奥巴马力主的《平价医疗法案》,正是由于未能考虑到美国后60%人群根本无力承担多出的数百美元保险支出,在竞选中受到特朗普猛烈抨击,并使其收获了相当数量的选票。

  这还是我们曾经了解的美国吗?事实上只有当我们了解上述情况,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的中下层会赞同特朗普废除《平价医疗法案》;才能明白为什么特朗普以各种手段威胁美国企业增加本土工人工资、威胁美国跨国企业将制造业岗位回流时,会获得美国中下层巨大的支持;也才能明白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今天不但要对中国开打贸易战,甚至对日本、德国等传统盟国也要施压;而当美国舆论一边倒地强调是中国利用全球化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是墨西哥人通过偷渡夺走了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时,特朗普显然还将获得美国中下层更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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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基于争夺选票的考量。而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观点真是正确的吗?上述做法真的能解决美国国内今天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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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真的衰落了吗?并没有。美国GDP仍然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财富》全球500强排名中,美国有126家企业上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当部分处于高端产业;美国仍然是高科技强国,除芯片、软件外,在国防、航天、化工、材料、制药等领域也有巨大优势。美国有真正实现全球化的互联网企业。美国依然有最强的基础创新能力,大量的基础创新出自美国的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元仍是世界货币,中东石油与美元的结盟依旧牢不可破。美国今天的富裕程度仍令人难以想象,跨国企业高管动辄数千万美元年薪,即便因经营不善或丑闻而离职,补偿金也可能高达上亿美元。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制造者的华尔街精英们,在因“太大而不能倒”获得美国财政救助后,迄今仍未受到足够的约束,甚至大量违法交易仅通过缴纳罚金就可以实现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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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美国的民粹主义浪潮兴起,究竟是因为其他国家抢走了美国中下层的就业机会,还是因为美国国内的财富分配出现了严重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和辨明。

  根据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中的数据,1900年,美国白人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48岁,非白人男性仅为33岁,到1940年这两个数值已分别提升到63岁和52岁。这要归功于美国卫生、医疗体系的进步和普及。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莫妮卡·普拉萨德在其著作《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中提到,1913~1954年间,美国通过一系列税收决定,把企业提供的医疗保险等员工福利作为企业所得税的扣除项,促进了由企业为员工提供医疗保险福利的发展。

  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对联邦政府资助的知识产权归属进行重新分配,将联邦政府资助研究取得的发明专利权,转移给实际从事该研究的大学,再由大学将这些知识溢出并实现商业化,最终推动了经济的创新发展。

  这些曾经的制度,为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力爆发带来了充足的人力和智力资源,推动美国中产阶层的形成。

  而当下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往往就是基于这种现实与历史的比较。正如本系列第一篇《美国贫富差距有多悬殊》一文所揭示的,在今天的美国,财富居于美国后60%的中下层群体已经远离“美国梦”的时代,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民粹主义爆发的根源。

  综合分析,导致美式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去工业化、信贷福利主义以及政治游说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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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美国《财富》杂志首次统计美国500强企业名单,这一统计已持续60多年,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产业的变迁情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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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所统计产业按传统生产性行业、新兴技术产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划分,可以得出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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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自1955年直到1980年代,美国传统生产性行业中的大企业比重仍占《财富》500强的70%以上。那一时期,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传统生产性行业的上升和顶峰时代,也是美国国内的平等时代。

  1990年代是个分界线,传统生产性行业在大型企业中的比重持续下降,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自1995年起,美国大型企业中属于传统生产性行业的,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并在此后20年维持在45%左右;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分别维持在15%和20%左右。

  上述数据同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的变化是完全匹配的。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比例在1953年达到30%的顶峰,2015年这一比例已下降至10%。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根本无法吸纳如此众多的就业人口,从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去了哪里呢?从前述图表可以看出,自1995年起,商超、零售、物流大型企业开始占据美国《财富》500强的约10%。显然,从199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商超、零售、物流等服务行业,成为了制造业人群就业的去处。

  美国制造业的衰退一度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以至于国内一度也有观点认为,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必然变化。的确,当美国制造业开始因全球化竞争而衰退时,美国的上层精英们并没有太关心他们的中下层同胞。仅在几年前,美国舆论也还根本不像今天这样批评中国,当时甚至还为美国制造业的衰退找到了不少“合理”的解释。

  2013年6月10日,《福布斯》杂志在一篇《为什么制造业不重要》的文章中提出:“工业时代就要一去不返,我们即将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制造业将成为某种商品;而思想,即智慧财产,将胜过一切。”

  2014年1月23日,《彭博商业周刊》在《逝去的工厂职位:忘掉它吧》一文中提到:“对工厂的迷恋主要基于有缺陷的经济学。”

  更早时候,时任乔治·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曼昆在2003年的一次演讲中告诉听众:“最近制造业就业下降是生产率迅速增长的一个‘避无可避’的结果”。他认为:“近日我们从制造业上看到的长期趋势,正是几十年前农业领域所历景观的镜像。”

  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斯坦·古斯比也认为:“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和支出比例越来越小,佐证了它非常有效率。农业部门恰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的跨国公司一度通过大量服务外包来实现在全球拓展,并收获颇丰。但当企业经营不善或遭受外部危机时,跨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就会通过削减人工成本、实施重组以使企业短期业绩提升。由于职业经理人丰厚的报酬与期权挂钩,因此维持公司股价往往是首要考虑。即便是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在拥有大量现金的前提下,为维持股价从而确保自己的期权收益,多数也都倾向于选择回购股票而非投入研发。在美国资本市场,华尔街的银行家与跨国公司的高管们拥有大量共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欧美的学者在研究美国贫富差距问题时,会提出“超级经理人”这样的概念。

  从美国实际情况看,所谓“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中,真正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只包括金融、信息科技(包括互联网)等少数产业,连同美国本土保留的制造业高端部分在内,就业人数都极为有限。对曾经属于美国中产中坚力量的大部分民众而言,从制造业迁转出来之后,只能去从事服务员、餐饮、零售导购、客服代理等工作。

  美国劳工部2015年12月8日的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无法扭转局面,那么未来10年美国增速最快的10大职业中,将有7个是不需要大学文凭的低收入职业。这些低端服务业提供的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根本无法与前期的制造业企业相比,甚至很多服务业职位只是零工模式。美国的去工业化直接导致了中下层就业岗位减少和实际收入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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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福利体系与欧洲、日本有相当大的不同。莫妮卡·普拉萨德在《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中对美国战后福利模式形成的历史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遭受了20世纪初期战争重创的欧洲国家,出于重建的需要纷纷选择以累退制的消费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税源,通过抑制消费、集聚资本用以投资重建,逐渐在此过程中实现了政府积极参与再分配的福利国家目标。

  美国在彼时却面临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旨在抑制大型企业和富人的累进制所得税被采纳,国家层面的消费税被抑制。但在所得税征收过程中又形成了诸多豁免例外,尤其是1913~1954年间,员工的附加福利(医疗、养老方面)被列入企业所得税扣除范围,从而刺激了美国私人福利,形成了由企业为劳工购买或由劳资双方共同购买商业保险的基本福利模式。

  由于“小政府”逻辑,国家税源基础没有欧洲国家那样强,在战后经济发展的巅峰期,美国企业主导的员工私人福利被认为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更好,美国因而最终没有成为欧洲国家那样的福利国家。这也使美国政府通过公共福利来实现再分配的能力远逊于欧洲国家,中下层的福利水平更易受到所在行业和企业微观层面的影响。

  普拉萨德认为,在公共福利不充分的情况下,美国创造了消费经济模式,并把它建立在以按揭贷款融资支持的住房所有权之上。罗斯福总统的复兴计划将大规模建设作为恢复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大萧条时期,2/3的失业者来自建筑业)。在《1934年国家住房法案》正式建立联邦住房管理局后,又通过政府来刺激市场,采取了特殊的长期(10~20年)、低利率(5%以下)、高贷款价值比(接近80%)且完全分期等额偿还的贷款计划等举措。

  1938年罗斯福政府建立了FNMA,即后来的“房利美”。房利美为那些被担保的按揭贷款建立起全国性的二级市场,为它们提供充足的流动性。美国民众的基础福利自此与住宅和按揭贷款紧密挂钩。对此,前总统乔治·布什甚至讲:“我认为当某些人拥有自己的房屋时,他们就在实现美国梦。”

  美国的房屋价格还与教育质量和获取教育的渠道息息相关。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罗伯特·H.弗兰克认为,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会随着学区房屋价值的中位数提高而提升,因此美国的基础教育实际上也与信贷相关联。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如前文所述,学生贷款早已成为沉重负担。

  在医疗方面,美国仍然没有公共福利意义上的全民医保,只有针对65周岁以上老年人和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保险(Medicare和Medicaid)。大多数美国民众的个人医疗福利则依赖商业医疗保险体系,也就是最终靠个人收入。这导致了仍有超过280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如今,美国医疗费用每人每年超过1万美元,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由于医疗与商业保险高度捆绑,美国整个医疗体系事实上已经金融化,这反过来维持了制药企业的高收入,也导致美国医疗价格比其他很多发达国家高。根据2019年美国《财富》500强企业排名榜,人寿健康保险公司与制药企业分别占11和12家,2018年度总收入分别高达2452.68亿和3445.35亿美元,其高管年收入都在千万美元之上。

  我们可以将美国的福利模式称为“信贷福利主义”。这种信贷福利模式的建立有美国本土特殊的历史原因,其形成和发展对美国和全球造成了深远影响。通过信贷方式来提供基本福利导致美国本土的低储蓄率,由于全球化压低了中下层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一段时期内它可以抑制美国国内通胀,但这又会进一步刺激消费信贷。可以说,信贷福利主义促进了美国金融机构的发展,后者反过来提升了民众的消费信贷能力。

  对信贷不断增长的需求,促使美国民众在1970年代提出了“信贷民主化”诉求,金融监管开始放宽。金融自由化带来的信贷宽松不断形成债务短周期,去工业化却导致越来越突出的还款能力问题。美国经济史学家路易斯·海曼认为:“1970年代之前以工资上涨和稳定就业为前提的信贷体系,在1970年代之后却被重新调整以支撑不确定的就业和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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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能够长期在本土实现信用扩张,有赖于全球美元的不断回流,也即外贸出口国积累的美元出于投资收益和安全的考虑,又大量用来购买美元资产,使美国金融机构具备了信用扩张的基础。

  美国长期批评一些国家的过度储蓄导致其出现贸易失衡,但美国从来没有也不便承认的是,外贸出口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普遍形成恰恰与美国的信贷福利体系紧密相关。

  正是因为美国主要通过信贷来满足中下层的福利需求,宽松的信贷又带来过度消费,从而形成了“外贸国生产→美国信贷消费(外贸国获利)→外贸国以获利购买美元资产→美国信贷扩张、继续消费→外贸国继续生产”的闭环。这个闭环如果要一直持续下去,需要美国的消费能力一直提高。现实却是,由于美国资本不断向上集中,同时欠缺公共福利再分配的能力,去工业化又导致中下层就业机会和薪酬收入双重实际减少,美国大部分民众的消费能力已不可能持续提升,这个闭环迟早有被打破的一天。

  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曾评论道:“日本人挥汗如雨地劳动,生产出了美国人需要的商品,也把这些商品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美国。可美国说:‘请借给我购物款’,于是日本就以极低的利息把购物款借给美国。如果这笔贷款能还回来还好,可人家借款不还了,并且连句‘谢谢’都听不到。在国际经济中慈善的富翁不但没得到应有的尊敬和感谢,反而遭受了愚弄。”

  外贸国家辛苦生产、美国轻松贷款消费的模式,在战后相当长时期都是美国与外贸国家形成的默契。当美国内部分配出现阶段性问题时,民意就会反映至政治层面,美国在政策上就会选择对外贸国家施压,为中下层争取回来一些利益,以使中下层的信贷福利能够持续下去。但这只会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因为只要美国仍然坚持信贷福利主义,同时又不能恢复生产性行业的中低层工作职位,无法保证中下层的长期收入增幅能够覆盖信贷债务,信贷福利制度最终将难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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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50年代,政治游说在美国还不受重视,但战后随着资本集中以及政府对大企业管制措施不断加强,感受到压力的大企业不断加大其对立法和政策进行游说的力度。根据已宣布竞选美国总统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这是我们的战斗》一书中披露的内容,1983年美国用于政治游说的支出为4.87亿美元,2013年这个数字已增长至33.8亿美元。沃伦表示:“企业目前每年用于游说参众两院成员的经费,已超过纳税人用以维持参众两院的经费支出。这就像是一个由权贵雇用的影子政府,由它来确保民选政府不会出格。”

  在2010年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官认定,企业属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人”,享有的权利,此案后,限制企业政治宣传活动支出的《两党竞选改革法》(2002年)因违宪而被废除。对美国政治游说活动的限制进一步减少。

  沃伦披露,美国制药公司长期反对为Medicare医保提供处方药优惠,尽管Medicare的适用人群有限,但制药公司担心联邦政府会通过批量采购压低价格。2000年左右,游说机构更大胆建议将处方药纳入Medicare的D部分,即要求联邦政府在支付处方药时不能进行任何价格谈判。这为制药公司带来了大量收入,相当于每年花掉美国纳税人250亿美元。

  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在其著作《拯救资本主义》中提及,美国银行业和信用卡公司曾游说修订《破产法》,使劳动合同不再是企业破产时最优先的考虑对象。在过去20年中,美国所有大航空公司都至少经历过一次破产,其目的,通常是以破产为要挟来规避履行和工会之前达成的协议,实现对员工减薪。同样未被列入破产保护的,还有学生贷款。

  当游说无法阻止通过某项法律时,特定行业还会用游说国会拨款的方式来影响执法。赖克披露,美国食品行业曾游说国会,最终使《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安全现代化法》的执法经费少得可怜,导致该法案难以被实际执行。

  政治游说的另一个极端体现是美国政商之间的旋转门。众所周知,美国财政金融系统的高级官员,往往都是从华尔街高管中产生的,尽管广受诟病,但此现象似难有改变。

  美国的去工业化、信贷福利体系和政治游说三方面其实是相互勾连、相互影响的。去工业化有利于跨国公司股东和高管的短期利益,信贷福利促进了金融业的壮大,而跨国公司和金融业因在高度发达的美国资本市场拥有共同利益,又通过政治游说从立法和政策上进一步维护自身利益,最终结果就是美国中下层民众高度依赖信贷、工作机会不断丧失、实际收入不断减少,导致出现21世纪的民粹主义风潮。

  可见,美式贫富差距的根源在美国内部。美国屡屡主动挑起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过是其转移国内矛盾视线、延缓国内矛盾的一种手段,并不能最终解决美国本土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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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美国政客和舆论将美国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归咎于全球化,认为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导致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大幅下降,大量稳定而优渥的工作岗位流失,中国从中获益同时造成美国中下层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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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从全球比较视角出发,德国同样是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而且德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要比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大得多,但德国仍然在钢铁、铜、铝、机械设备制造、汽车这些传统的、在美国已然衰退的生产性行业中占据着全球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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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里克·莱曼和戴维·奥德兹在《德国的七个秘密》一书中指出,当美国制造业占GDP份额降至13%、英国降至12%时,德国制造业占GDP份额仍高达21%。德国2019年2月发布的《工业战略2030》,甚至明确提出到2030年时,逐步将工业在德国和欧盟的增加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扩大到25%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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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为发达国家,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脱实向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中下层信贷福利难以维系;德国在不断开拓全球市场的过程中,却在金融方面保持克制,保持了制造业竞争力,使本土员工共同获益。这背后不同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理念,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1873年自由放任主义下的全球大萧条后,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开始领导德国转向。竞争规制领域的竞争原则被合作原则取代,秩序政策中的自由放任被生产性动员取代,社会政策领域的有组织自助被社团自我管理取代,对外贸易政策领域的自由贸易主义被“开明”保护(关税保护)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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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称英美模式)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截然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深刻地改变了德国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从制度层面产生了卡特尔组织、社会保险、全能银行、股份公司、地区能源企业、各类协会和研究机构、普遍化的工会组织等德国现代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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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经济史学家阿贝尔斯豪塞认为,19世纪末德国发展出一套稳定的新型社会生产体系,其基本原则是促进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合作而非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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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19世纪末开始形成的经济体制并非以公司股东利益为中心,而是着眼公司的长期性和持久性,进而实现股东、公司、债权人(银行)、员工和产业上下游之间的协调共生。这种经济体制中拥有“话语权”的既非个人也非国家,而是一整套严密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因而被称为社团主义市场经济,也被称为莱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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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俾斯麦执政时期对全球而言具有开创性的三项社会保障立法(1883年《疾病保险法》、1884年《工人赔偿法》和1889年《伤残和养老保险法》),也深刻地打上了莱茵模式的时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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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茵模式是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否定。它贯穿整个德国近现代史,并对欧洲大陆乃至东亚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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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魏玛宪法》明确拒绝了“自由放任主义制度”,提出“为了公共利益的”私有财产社会公益义务。德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亨塞尔认为,《魏玛宪法》对所有经济活动都给予了“社会条件限制”,它虽未与占主导地位的缔约自由正面对立,却对其进行了实质性修正。现行的德国《基本法》(相当于德国的《宪法》)第14条仍然规定:“财产权负有责任,对财产的使用应当同时有利于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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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贝尔斯豪塞认为,德国经济这种自治、自我管理的状态对企业家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把社团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意义”看作是对共同利益必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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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企业家对此则不以为然。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在一个自由经济体系内只存在一项责任:企业家在领导企业遵守既定规则——即自由的市场竞争规则、不欺诈、不弄虚作假——的同时必须将稀缺的资源用于获取最多利润,即实现投资回报率的最大化。但阿贝尔斯豪塞认为,在德国的固有观念中,企业家的特殊责任在于,在体系的框架内以保障这种体系功能的方式使用或支配自有财产并使其结果为“公众福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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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期德国社团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在1873年全球大萧条之后卡特尔组织的兴起。卡特尔是独立企业在自愿基础上以合同形式组成的联盟,通常以行业共同体的形式出现,其目标在于控制和占领市场。阿贝尔斯豪塞认为,自愿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企业在自由竞争机制下开展合作曾是且一直是德国社团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并在此后的反复博弈中保留了其实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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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美,一度有观点认为战前与战后的德国是迥然相异的两个国家,认为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德国以社会市场经济颠覆了传统。但社会市场经济并没有颠覆德国的传统。德国经济学家霍斯特·希伯特认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一方面注重私营企业与决策,另一方面由政府对国家、区域、地方各级实行调控和干预,从而建立公平竞争机制,维持经济增长、就业、良好工作环境、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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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贝尔斯豪塞通过详尽的德国经济史研究,充分论证了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更多是社团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扬弃。换言之,莱茵模式植根于漫长的德意志经济史,并非是从1949年开始,这对人们今天认识莱茵模式有着重要意义。只有在充分了解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历史后,莱茵模式的种种做法和经验才能得到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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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稍加比较即可发现,二战后美国也曾同样意图肢解日本的财团,但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最终默许了日本的再财团化。与德国一样,日本也没有采纳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是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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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并没有一个可以通用的政治经济模式,莱茵模式根植于德国历史,在欧洲大陆得到扩散,甚至对东亚的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每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存在路径依赖,都必须结合自身的历史背景,去吸收他国的经验,汲取他国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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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以贸易立国,长期高度重视制造业,坚持制造业的本土优势。德国经济学家沃尔夫冈·史特雷克认为,由于本土市场有限且欧洲他国长期存在关税壁垒,德国并没有足够的建立规模化生产体制的市场需求,而是倾向于寻求自己的比较优势,强调工业产品的优质化和定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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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经济目标需要有高技能的人力资源、成熟的适用技术及与客户良好的合作关系,因而要求企业的决策必须有长期性。稳健的发展目标又反过来要求员工具有稳定性。由于长期直面整个欧洲甚至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企业家和员工一开始就被绑在一条船上。企业家如果不顾及劳工利益,就无法拥有长期熟练的员工,也无法维系与全球客户的良好关系;而员工如果过分强调自己的短期利益,企业将无法正常发展,最终自己也会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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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企业擅长的专业领域,主要是机械设备、汽车、化工及制药等,全球化为这些企业带来广阔的世界市场。德国不少企业已有数百年历史,二战期间,超大型企业更是得到支持。大型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拥有长期密切的联系,当大型企业去拓展全球市场时,背后的中小企业同时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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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面向全球市场时,德国中小企业努力在各个利基市场实现了绝对优势地位,也就是形成了全球数量最庞大的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在全球3700余家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中,德国就拥有1300余家,此外美国300余家、日本200余家、中国60余家。这些大型企业和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为德国本土提供了大量薪酬优厚的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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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德国,传统大型制造业企业与银行关系紧密,采取“全能银行”模式。在很长时期,虽然银行不持有企业股份,但个人股东信任银行,将自己对企业的投票权委托给银行行使,银行甚至可能在双层管理架构的上层(监事会)派驻成员。这种银企联合可以避免股东因贪婪而采取短视策略。基于上述委托投票权的安排,直到1995年,银行仍然拥有德国24家最大集团公司股东大会84%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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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德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越来越宽,大型银企联合逐渐被削弱。1998年,上述委托银行的投票权安排被立法废除,而后又立法降低银行出让所持企业股份的所得税,德国大银行与大型工业企业的联合宣告解散。银企联合的模式虽已彻底变革,但德国大型企业基本由家族基金主导,并未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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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小企业而言,德国特有的银行体制发挥了巨大作用。笔者曾向制造业隐形冠军理论的提出者赫尔曼·西蒙教授请教德国的中小企业如何解决融资问题。西蒙教授表示,德国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在发展之初,往往与德国地方储贷银行和合作银行紧密合作,与大型私人银行合作较少。储贷银行、合作银行给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约占贷款总额的2/3。这两个银行业支柱受到严格监管,因此在金融危机中几乎没有受损。但银行业的严格监管也带来了银行贷款利率较高的弊端,这是获得安全稳定需要付出的相应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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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产融协调的金融体制有力支持了过往数十年实业的发展,但对高风险的新兴产业则支持不足。近年来不少观点认为德国经济虽然并不缺乏在某些特定市场的创新能力,但在某些具有未来前景的市场如信息技术领域,创新能力则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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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有人提出德国应依照美国模式进行改革,阿贝尔斯豪塞认为,对德国企业仍处弱势的市场而言,这或许能够弥补创新实力不足,但却会给养活了2/3就业者和企业家的多元化优质产品市场带来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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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尽管德国没有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出现巨头企业,但也避免了国际金融资本对传统优势产业和就业的冲击。在数字化时代,德国仍然稳健地从既有优势出发,去获取工业互联网时代的最大收益。与此同时,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也开始主动搭建融资信息平台,启动INVEST等投资计划,为投资者和初创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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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从事制造业的普通技术人员一般不上通常意义上的大学,而是通过学徒制来实现就业。约有342类受认可的学徒职业,提供技术和社会领域的公司内部培训和课堂教学,一部分时间留给雇主,一部分留给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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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3年,超过140万名德国学生入读1559所职业学校。学徒培训时间一般持续两年半到三年半,从事全职工作。2013年25~34岁的德国人只有28%接受过大专、大学教育。制造业企业大量倚重熟练技术人员,学徒制为企业提供了合适的劳动力资源,也促进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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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以来,德国企业提供的学徒岗位逐渐减少,最终雇佣保证也开始不明朗。为了阻止这种现象,德国在2004年引入了学徒税,对没有接收足够数量学徒的企业进行惩罚性征收。此外,德国企业越来越多地采取企业之间的学徒制,逐渐取代了内部学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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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徒制对德国制造业的成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将企业用人目标与教育直接结合,避免了工作与教育的脱节。这对制造业仍需进一步发展的国家而言,具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

  劳资共决制度是植根于德国经济史的重要制度,是德国劳资双方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收益的基石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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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西德联邦议院通过了《关于采矿业和钢铁制造业雇员在其公司监事会和董事会行使共同决策权法》,这是劳资共决制立法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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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通过的《企业基本法》在1971年被修订,赋予职工委员会更多的共决权(包括工作岗位管理权和劳动过程规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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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针对雇员超过2000人的股份公司制定的《雇员对等共同决策法》生效,雇主联合会不能接受,诉诸联邦宪法法院,但于1979年被驳回。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基本法》中关于财产的社会义务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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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德国联邦劳工与社会事务部2018年披露的一项资料,企业职工委员会在若干方面享有共决权,包括关于内部规则和员工行为方面的问题;设定劳动时间,引入短时工作或加班;确定带薪休假原则和休假时间表,当雇主与员工无法就员工休假达成一致时做出决定;引入或应用监督员工行为或表现的机制;根据法律,当提出措施防止职业事故或疾病,或当涉及健康保护问题时;当分配公司住宅或腾退时;有关薪酬构成,设计薪酬制度,或设定计件工资和奖金率或类似绩效相关报酬的问题;制定团体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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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公司拥有超过100名雇员,必须设立财政委员会。当计划收购并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时,雇主必须向财政委员会及时告知并进行讨论。在没有设立财政委员会的情况下,应当向职工委员会告知并进行讨论。如果公司有超过20名有投票权的员工,在涉及员工的新任命、评级、再评级或转岗等人力变更事项时,雇主必须征得职工委员会的同意。在开除员工之前,雇主必须听取职工委员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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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大型企业的双层管理架构层面,由劳资双方共同组成的监事会,还拥有对管理(执行)董事会成员的任免权,对所有公司事务完整的知情权,还有权做出重大商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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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中,即便在超过2000人大型企业适用的共决制度中,资方的监事会主席也被赋予双票,而在中型企业中,劳方的监事会成员仍占少数。德国劳资共决制并未像批评者或最初企业家阶层担心的那样,让企业家失去对企业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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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资共决制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了一个不能完全由资方来决定劳方命运的企业运行机制,在外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资方与劳方更加紧密地一致对外。德国学者认为,劳资共决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大型企业的“代理成本”问题,正是因为劳方能够通过制度来提出自己长远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管理层短期的利益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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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德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也进行了大量的产业外包。在东西德统一之后,德国跨国企业对中东欧的投资从1995年的7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630亿美元,一度引发德国国内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劳资共决制度使德国跨国企业进行全球跨境外包时无法忽视本土员工的利益,能在企业全球扩张的同时实现本土员工的利益共享,这一点恰恰是美国企业在全球外包过程中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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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德国还延续了自俾斯麦时代以来优良的社会保障传统。出于国家责任,也得益于德国经济的发展,在医疗、养老等方面,德国总体上一直都维持了较好的社会福利。

  尽管存在逆全球化风潮,今天的世界仍处于深度全球化时代。这是一个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国际经贸体系,这一体系曾给全人类共同发展带来希望,也给部分人群带来冲击。回顾战后全球化进程,剖析美国在这一进程中的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全球化,保持战略定力,并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将二战后的全球化分成两个阶段,一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至关贸总协定(GATT)的阶段,二是世贸组织(WTO)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战后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充分的国际制约和贸易开放保证了世界商业繁荣,同时各国政府也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应对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国际经济政策和国内政策目标,如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公平分配、社会保险及国家福利等相比,处于次要地位。

  在其著作《全球化的悖论》中,罗德里克将此阶段称为“温和的全球化”。以GATT为标志的贸易多边主义形成,通过几轮多边贸易谈判,废除了大部分源自1930年代的进口限制,降低了关税。1948~1990年间,世界贸易量年均增长7%,无论富国还是穷国的增速都超过以往。

  但GATT并未追求完全的全球化。某些贸易方面的限制虽然解除或减弱了,工业国之间的大多数工业制造品贸易也逐步开放,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世界贸易在多边协议之外进行,或者受到条约例外规则的保护,涵盖农业、保险、银行、建筑、公用事业服务等领域。在美国压力下,1990年代还曾流行自愿出口限制,主要表现为日本限制本国汽车、钢铁及其他工业制品出口。

  罗德里克认为,除发展中国家外,发达工业国在GATT阶段也有相当多的“空子”可钻,包括利用反倾销保护本国产业等。而且,GATT阶段的全球贸易裁判规则还导致强制执行难以实施,因为在就具体贸易案件提请GATT专家小组裁决后,即便专家小组认为申请国(原告)有理进而通过了小组报告,实际执行裁决仍需GATT所有成员(包括作为被告的被申请国)一致通过该报告才行。很显然,被告方可以否决对自己不利的裁决。

  因此,总体上GATT更多是一个贸易协商机制,而非一个类似于主权国家内部的贸易立法及裁判机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鲁杰认为,GATT的“多边主义建立在国内干预的基础之上”。在GATT阶段,各国可根据自己独特的企业治理、劳动力市场、税收制度、商业利益和政府关系以及国家福利制度,来建立自己的经济制度。

  就发达国家而言,罗德里克认为,虽然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瑞典和日本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但支持这些市场的社会上层建筑却大不相同。美国是自由市场,德国采纳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北欧是福利社会,法国是以“指导性计划”和大量监管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日本则保持传统,有大量监管和贸易保护。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他国贸易政策无法直接干涉本国,因此后发国家通过一系列工业政策实现了经济转型,减少了对自然资源和大宗商品的依赖,还有不少国家以制造业为基础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GATT没有以贸易最大化为目标,它实现了让各国在符合自己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罗德里克认为,贸易只有在没有对国内社会制度、分配偏好和价值观造成威胁时,才是自由的。事实上,正是在这种妥协之下,无论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才实现了经济发展与劳工权益、社会福利以及环境保护等其他社会关键目标之间的平衡。

  在里根-撒切尔自由主义革命之后,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逐渐成为主导,至“华盛顿共识”提出,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广泛流行。罗德里克认为,这些意识形态对市场力量过分乐观,它们认为政府是市场发展的阻碍,必须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到最低程度。

  1990年代前后,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到来,世界贸易组织(WTO)诞生标志着另一类型全球化的开始。

  罗德里克将WTO阶段的全球化称为“超级全球化”。与GATT的规则不同,WTO要求国内经济管理要服从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要求,实现国际商品和市场(劳动力除外)的一体化。

  其中非常关键的变革是WTO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专家小组裁决之后新设上诉程序,上诉裁决的结果原则上不可推翻,除非所有成员一致同意才能推翻。这一规则导致WTO的裁决迫使各成员的内部政策必须适应全球化要求,包括美国都被迫改变自己的税收和环保方面政策。以往各成员内部用以平衡各方利益的劳工、环保和税收政策,在WTO项下都成了需要被打破的贸易壁垒。一个以全球贸易以及全球贸易背后的全球金融利益为最优先的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以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对此后的全球经贸快速发展功不可没。但是,随着全球化深度推进,将扩大贸易和经济效率置于最优先取向,一些接受了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国家开始面临贫富差距的挑战,部分过往支持全球化的知名经济学家也开始反思。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承认,自己未能意识到全球化可能带来分配不公的严重性;担任过克林顿政府时期财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拉里·萨默斯,曾是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后来也认识到:“那些无国界的精英们只关心他们的公司如何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以及他们自己的腰包是否随之鼓了起来,他们公司总部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

  更为关键的是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凯恩斯曾主张,政府应将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放在全球经济发展之前。这正是布雷顿森林公约拟定者所达成的共识,当然这也成为后来新自由主义攻击全球化不够全面和深入的靶点。在各国逐渐打开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全球资本流动性增加。

  从市场的观点来看,全球资本的跨境流动有利于资本在全球的优化配置。但事实上的后果,正如凯恩斯曾经指出的,完全自由流动的资本不但威胁金融稳定,还会影响到宏观经济平衡,也就是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之间的平衡。1980年代末,经合组织起初认为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并无不同,决定要推动资本的全面流动,并将其纳入《资本流动自由法典》的修订版中,废除资本管制从而成为加入经合组织的一个先决条件。1994~2000年间,6个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加入该组织并开放了资本账户,其中墨西哥和韩国加入不久就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

  乔治·索罗斯在他的《索罗斯论全球化》一书中说:“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二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变得不合时宜,因为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们不能离开国家,而过去作为福利国家征税对象的资本却是能离开的。”此外,虽然“全球竞争解放了创造力,发挥了企业家才干,并使技术创新加速”,但全球化不利影响也不可忽视:

  “一是许多人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人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同时又得不到社会安全网保护;还有许多人被全球市场边缘化。”

  “二是全球化导致了私人产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市场长于创造财富,但其目标并非为满足社会需要,对利润的恣意追逐会破坏环境,并与其他社会价值产生冲突。”

  在索罗斯看来:“市场是用来为自愿参与的各方进行货物和服务自由交换提供便利的,仅靠市场自身不能应付诸如法律和秩序或维持市场机制本身运转之类的集体需要。市场也不能确保社会公正。这些‘公共物品’只能通过政治方式来提供。”

  罗德里克认为一国难以“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这一观点深刻预见到了美国今天正面临的困境:当美国在主导“超级全球化”过程中使本国资本为了追逐短期利益而大量流出、造成本土投资不足从而使本土就业岗位流失、对中下层造成难以弥补的影响时,中下层通过选票民主开始反弹,最终将激进的特朗普送上了总统宝座。

  ▲ 2018年9月19日,德国汉诺威国际商用车展上展出的梅赛德斯—奔驰OM471 6缸柴油发动机

  中国在经过漫长、艰苦的谈判之后,于2001年加入WTO。中国的全球化之路十分坎坷,并非如最近几年曾流行的一种说法,即美国在全球化中受损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化中获益。

  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化进程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包括产业整合、职工下岗等。也因此,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十分注重改革的稳定性和协调性。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家,都仍然需要坚持“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社会共识。

  中国在加入全球化进程后,外贸依存度也一度相当之高,国民通过辛苦劳动艰难地赚取美元,推动了工业化起步前行。和有类似发展经历的日本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在1980年代就已占据过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高端,中国的产业当前多数仍处于产业链中下游。

  吸取他国教训,中国的金融政策应更为稳健,避免出现国内资金快速向能短期获利的资产聚集,进而对中低端外贸产业构成巨大挤压的情况。如果通过中低端外贸辛苦赚来的收益变成国内信用宽松的基础,而国内信用宽松会引发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又反过来影响了各项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房地产、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等,这将使利润率本就不高的中低端外贸产业进一步丧失产业升级的机会,甚至被迫大量退出市场。

  中国是一个外贸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外贸强国。如果境内资产泡沫膨胀,生产要素价格继续上升,中低端外贸产品会逐渐被其他后发国家所替代。而美国在政策取向上正极力摆脱对中国中低端制造业的依赖,试图通过扶持其他小国替代生产,继续维持美国本土的信贷福利体系。

  近年来,国内有观点认为,制造业衰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是每个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此类观点深受美国前些年一些经济学观点的影响。但美国主动去工业化,依靠信贷消费维持经济发展的恶果如今已摆在眼前,况且中国并没有复制美国模式的经济基础。在这方面德国坚持制造业基础地位的策略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今天,人们更加重视高科技企业。但从美国的教训以及德国的经验来看,我们应当尊重那些目前看似不那么“高科技”的制造业企业,要让市场而非市长来识别它们,决定它们的去留。不能期望将普通制造业赶走,就必然能换来“高科技”。每个产业的发展都有极大的路径依赖,期待抹掉一个地区的产业历史去实现转型不一定现实。

  而且,一些看似落后的产业,也不意味着就丧失了升级进步的空间,通过这些行业的企业家的探索,仍然可以实现产业升级。美国的康宁公司以玻璃制造为主业,1955年就位列美国500强第209位,至今也仍在这个榜单上。很难说玻璃这个行业是高科技产业,但如果没有康宁,苹果手机无法生产出来。《财富》500强榜单上有非常多这样的传统行业的“常青树”,正是它们的点滴积累,成就了今天各种经济进步。

  因此,当科技进步带来制造业劳动力需求变化时,应尽可能让劳动力去匹配新的岗位,对制造业流程实施再造的同时虑及就业契合度,特别是要考虑广阔腹地尚未发展起来的地区的就业需求。

  事实上,在深度全球化进程中,每个国家都面临如何抵御全球化冲击、保障内部就业以及实现其他社会公共目标的问题。对像美国上层精英那样漠视自己的员工、只顾及高层短期收益的行业、企业和企业家,理应在制度设计上进行约束。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就业问题尤其重要。

  国内有一些观点认为,新兴行业自由竞争,哪怕过程中有大量资源浪费,竞争胜出者也能够引领未来,总体上会得大于失。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其无视了个别行业短期内资本过度集中导致的对其他行业的长远冲击。过去十年,多少本该在芯片行业奋斗的学子,因为资本补贴下的优厚薪酬而转投互联网企业,导致芯片行业人才缺口扩大,短期内难以补充。而那些所谓优厚的薪酬,也只是一时。这方面,美国模式下富裕的硅谷、华尔街和大量中下层民众的尖锐对立殷鉴不远。

  还要考虑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教育竞争的激烈,说到底是因为只有个别行业才能提供丰厚的薪酬,而这些行业吸纳就业有限,决定了竞争会日趋激烈。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矛盾,最终的关注点还是在产业和就业。当前,中国实业类企业大多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端,意味着这些产业仍有较大薪酬上升空间,在此时简单丢弃,就如同放弃大海去追求河流,有失全面。如何将教育目标与就业目标进行更科学、合理的匹配,有赖于我们今后对制造业如何定位。

  此外,当中国的制造业逐步迈向高端,其影响不可避免会外溢。美国众多跨国企业和金融企业的利益,必须以美国继续维持其在高端产业的优势地位为前提。在中低端已逐渐外包的情况下,只有高端产业才能支撑起美国经济继续运转,配合美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使其他外贸国家辛苦挣来的美元不断回流美国本土进行投资。如果这一美元回流进程被打破,不但美国中下层的信贷福利制度无法维系,中上层的利益也会受到冲击。

  这就不难解释,美国为何不惜动用国家力量对中国真正的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击和遏制。在美国政府实施这一行动问题上,民粹主义或许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美国本土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治,这样的情形难以改变。

  全球治理正面临巨大挑战,尤其在欧美民粹主义风潮下,大国之间要在短期达成一致极为困难。此时,更应对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种种问题的根源有深刻认识,并在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公共目标和对外经贸政策上保持足够的定力。要以美德等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的做法和后果为镜鉴,实质性推进国内金融改革,抑制资产泡沫,坚持以实业发展为根基,将信息化与制造业升级充分结合起来,最终实现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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